国务院或将上收22个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权

　　昨日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，要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，坚持各类建设少占地、不占或少占耕地，以较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。

　　同日，经济观察网消息称，除原定的84个城市外，国务院新上收了22个城市的建设用地审批权。

　　“这可能是中央释放地根紧缩的一个信号。”多位专家对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表达了一致观点。

　　土地腐败亟需整治

　　据报道，这新增的22个城市包括秦皇岛、镇江、南通、扬州、泰州、嘉兴、绍兴、台州、温州、马鞍山、德州、东营、威海、南阳、江门、惠州、珠海、佛山、中山、东莞、桂林以及三亚。

　　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查阅国土资源部网站发现，选择这22个城市的依据可能来自近期的违规占地数据。

　　国土资源部8月2日数据显示，仅今年上半年，全国发现违法用地行为3万件，涉及的土地面积高达1.85万公顷，同比分别上升8.05%和14.76%。7月29日数据则显示，上半年国土资资源部12336违法举报中心接听的土地资源举报电话大幅上升。在接听的10058个举报电话中，属于举报土地领域违法违规的3624个，比去年同期上升51%，其中，反映违法占地的2465个，约占68%。

　　记者比对发现，上述土地违规现象多集中于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四川、辽宁、广东等省，与新增的22个城市分布省份大致吻合。

　　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在上个月曾表示，违法违规反弹受到区域发展规划实施、城市新区建设热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、地方换届、执法手段有限和违法成本低等诸多因素影响。

　　地根紧缩显露“双刃”

　　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、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曾指出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，是中国的特有现象，因为在地方强势主导经济的现状下，仅靠货币、财政政策，难以完全发挥宏观调控作用。

　　因此，中国在土地管理上实行了一套严格的行政计划体制，使得国务院可以通过增加或者减少土地供应，来调控宏观经济。

　　“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，中国城市规模扩张太快，土地供需矛盾很大，于是不断扩大对土地的占用，尤其是对耕地的侵占。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推进发展，往往在土地审批上打擦边球，违规用地现象层出不穷。”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颂兴对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分析。

　　而自2008年国务院下放土地审批权后，违规用地问题更日益严重。

　　“中央地方财政分权，地方政府收益和权力不对等，收入渠道狭窄是地方违规审批土地的重要原因。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向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进一步分析，为了有充足资金推动当地建设，出让土地筹措资金是一个方便的选择，但这种做法往往是侵占农民土地，政府必须整治。

　　孙立坚对国务院新收回22个城市土地审批权的举措表示赞同：“这次中央收回土地权力是在做试点。地方因为搞经济建设‘囊中羞涩’而发生很多土地违规审批问题，现在中央收回权力，地方项目由中央出资，所需土地由中央统一规划，这样可以较好地解决土地违规问题。”

　　孙立坚也表示，中央收回土地权力后虽能通盘规划，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与情况各不相同的地方隔了一层“皮”，在利用效率上可能不够好。当地政府虽然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，但为了追求最大利益往往不会去做一些“比较吃力”的事。因此，“如何强化管理与效率的关系，考验着中央政府的智慧”。

　　土地改革何去何从

　　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，但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，实现现代化的整体飞跃，农村土地改革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。

　　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谢岳曾公开质疑，对于涉及8亿中国人福祉的土地政策，却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兜圈子。法律学者也一直呼吁，以市场配置为核心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。

　　“应尽快推动农村土地市场化机制改革。”孙立坚表示：“要把土地使用权还给老百姓，让他们自由支配。如在征地方面，不是由地方政府粗暴决断，而要让老百姓自己按市场情况决定。”

　　“其实在本质上，中国没找到合适的土地政策。土地公有，是完全的计划经济。”宋颂兴则对农村土地流转有些担忧，他举例对记者分析：“2008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几乎没有影响，这是因为有土地在，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回家。但土地流转后农民怎么办？”

　　“中国还是要用立法来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，制定详细的配套政策保障农民城市化。”宋颂兴直言，比如立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，政府不得随意动用，即使征用也得严格按程序来。

　　上述报道称，目前由国土资源部主导的《土地管理法》修改稿已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，政府官员希望这项工作在“较短时间”内完成。(中国房地产培训第一门户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