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什么绊住了城市发展？城市发展三大病症

　　日前，由教育部《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》课题组、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主持完成的《2011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》在上海发布。报告强调指出，城市规划的“过度化”、城市品牌的“低俗化”与都市主体的“离心化”，在当下正日益演化为影响和制约中国都市化进程的三大问题。

　　■城市规划

　　从“绝对贫困”到“富裕的贫困”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和规划意识、理念、政策、技术等方面的匮乏，使“规划缺乏”和“乱规划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。特别是“规划跟着项目走”和“根据投资需要调整和修编”，给很多城市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与损失。新世纪以来，在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，中国城市的规划意识不断得到强化。但受城市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局限，特别是在实际操作中“换得太快、操之过急”，以“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”和各种“雷人”规划的频繁出台为代表，中国城市正迅速地由“规划不足”走向“规划过度”的另一个极端。

　　与以往“无规划”或“缺乏规划”的“绝对贫困”不同，当下的“规划过度”更多地表现为一种“富裕的贫困”，由于理念太杂、数量太多和相互因袭，表面上十分繁荣和众多的规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“产业同质竞争、项目重复建设、空间批量生产”为主要特征的“城市粗放发展模式”，相反却使中国城市陷入“恰似暴富儿，颇为用钱苦”的尴尬和困境中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“媒介异化”。规划本应是“因地制宜”和“适度超前”的统一，这需要认真研究城市发展的现有基础和资源条件，依据世界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制定相关目标。但在“媒介社会”背景下，原本作为“指导城市科学发展纲领”的规划沦为“吸引眼球”的“城市形象炒作”或“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直观政绩形态”。这是各种“雷人”规划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由于在“媒介异化”中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，不少城市规划多半属于“徒有其表”的“面子”工程。表现在具体的规划中就是内容雷同和相互因袭，除了常见的主题公园、文化产业园区、市民广场、商业一条街、名胜风景旅游区、城市标志性建筑等，2010年以来最值得关注的是，城市规划的内容因袭已由单体城市蔓延到城市群中。

　　■城市品牌

　　灵魂隐匿在了利益背后

　　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，中国城市不同程度地实现了“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”，但与此同时，有些城市在“社会人文”等方面则陷入滑坡和危机中。在注意到城市形象、识别度等在聚集人气、提升城市影响力的重要作用之后，很多城市开始竞相追求和实施品牌战略，以改变其“物质发达而文化简陋”的现状。

　　为了应对这一矛盾和困境，不少城市都乞灵于“干一件文化大事”，希望以此获得外界的关注与尊敬，从而摆脱内在的焦虑与空虚。标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选的品牌战略。但问题在于，由于心态上过于焦虑、情感上过于单纯、特别是缺乏独立的理性思考和判断力，很多品牌战略千篇一律地成为雇一个国外设计师以及建一个“洋气十足”的建筑物，以为这就可以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。对西方设计的崇拜已成中国城市的通病。但由于文化传统、艺术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，更多的则是日益严重地“妖化”着中国宝贵的城市形象。

　　与之相类的还有城市品牌营销。品牌营销既需要有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，更需要现代的文化创意与设计能力。对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而言，前者基本上不成问题，城市品牌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后者。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上也普遍存在两大问题：首先是粗制滥造，缺乏创意。媒体曾将之归纳为四种模式：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，有什么资源，有什么产业，填上就得。二是由苏杭领队的“天堂在人间”，使天堂、仙境、伊甸园成了许多城市的标签。三是以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主题的“山水类”口号。四是盲目追逐西方。如以“东方日内瓦”自居的就有石家庄、秦皇岛、肇庆、昆明、大理、巢湖、无锡、上海崇明等。同样需要关注的是一些城市“低俗雷人”的营销术。如某城市的“西门庆”文化旅游规划。

　　在这种文化品牌建设中，最大和最根本的问题是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，使文化品牌成为“没有文化的文化品牌”，使文化营销沦为赤裸裸的物质与欲望狂欢。由此可知，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将是一个十分漫长同时也十分曲折的过程，这是特别需要我们及早准备并有足够耐心的。

　　■城市文化病

　　“居之不易”与“身在曹营”

　　2010年以来，高房价问题不仅在大都市和中心城市变得越来越严重，也开始向二线城市甚至是中小城市蔓延。没有住房就不可能产生起码的归属感，如同现代主义文学经常表现的“生活在别处”主题一样，“城市再好，也是别人的”、“城市好坏与自己无关”甚至对城市本身的辱骂、痛恨和破坏冲动等典型的现代焦虑与荒诞生存，在中国城市、特别是大城市正日益严重。

　　对城市本身是“执著”还是“放弃”，在当今已远非一句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”就可以了断。城市中固然存在很多令人痛苦和纠结的矛盾冲突，但由于只有城市才能为个体提供更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，“蜗居不易，逃离更不容易”正成为当代人特别痛苦、艰难的生存写照和真实状态。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，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一线城市，有部分年收入在5万至10万元的家庭，正积极准备摆脱大都市的“伪幸福”，去二三线城市追寻真正的幸福。在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当下，出现这种“逆城市化”思潮可以说一点也不奇怪。然而“知易行难”，在城市化已成为世界发展主流的当下，要想把“逃离北上广”的愿望真正付诸行动同样是一个过于艰难的决定。一家大型视频网站的随机采访显示，真正愿意化为行动的只有25%。这完全符合都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规律。就此而言，是“蜗居”还是“逃离”这种矛盾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存在，每个城市、每个人都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。

　　城市功能与文化自觉

　　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日渐暴露出的“城市文化病”，直接威胁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，是急需加以研究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疏导和化解的重大问题。当然也要看到希望，一方面，城市的现实困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关注。以一年一度的城市排行榜为代表，2010年，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对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取代了以“竞争力”、“GDP排名”、“总部经济”、“投资潜力”、“百强”等硬实力排行榜。尽管这主要是中国城市化“倒逼”的结果，但对疗救在经济发展中被恶性损耗的“城市文化机能”无疑是一方良剂。另一方面，中国一些城市已开始出现文化觉悟，如2005年最先提出建设“宜居城市”战略目标的首都北京，如2007年明确提出建设“文化大都市”的上海，都把精神文化、城市文明等“软实力”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。这对于化解当代人与城市之间日益严重的离异感或流浪感，集聚离散的人心和逐渐冷却的人气，把城市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当代家园，无疑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。目前的关键在于，如何在城市文化功能严重萎缩的当下，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把文化建设扎扎实实地推进，为中国都市化进程的“软着陆”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