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曙松:保障房建设需完善 概念模糊引起分配不公

　　保障房建设存在三大问题

　　巴曙松指出，第一，当前保障房总量目标和结构区域之间还存在不匹配的地方。当前的建设目标，自下而上确定，从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执行的，与市场实际的需求可能存在着不匹配的情况。从全国层面讲，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提出09年到11年三年共建747万保障房，10年的建设计划上升到580万套，远远超过了原定的目标。11年又提出建设1000万套，十二五期间共建3600万套，所以这三年关于保障房的建设目标，经过了三次非常大的调整，是历史上少见的调整结构比较大的。而不同的省市的情况：黑龙江由最初的85套资源扩大到105万套，超过全国总水平的10%，浙江是流动人口大省，但是它整个建设规模只有10万套。

　　第二，保障房的结构不合理。针对最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和低收入者的公租建设规模，这两样是市场上需要量比较大的，今年只占30%。针对中低收入家庭棚户区改造，两者合计占比达到60%以上。

　　第三，静态设定的建设目标和需求动态变化之间也不匹配。保障房需求，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化，也会动态调整。原有家庭的退出，新家庭的进入，因此保障对象的设定标准和范围也在变化。而静态的设定某一年度的目标，实际上很难反映这个变化。

　　保障房界线模糊 最终导致分配不公

　　覆盖范围建设目标不应以户籍人口作测度标准

　　巴曙松表示，未来我们的保障房的住房整体框架，应该做一个梳理和考虑。

　　首先要界定什么叫保障房，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。要消除商品房和保障房之间的交集区域，特别是把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排除出保障房的定义。保障法范围的泛化，口径的扩大，不同口径的保障房之间的界线被模糊，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步市场矛盾的焦点。商品和保障区域的交叉重叠，最终导致会永远分配不公。

　　第二，以廉租房和公租房作为主旨，就是说廉租房建设重点在财政和金融政策的支持，公租房建设重在市场化运作和货币政策管理，公租房主要是针对中低收入家庭，夹心层，比如说高校毕业成进城、务工职工，这部分只租不售。棚户区改造部分，在基本完成之后，也应该退出保障房的概念。同时，要规范产业园区集体宿舍、农村集体自建房、高校自建房差异化分配。

　　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则也是值得关注的，就是保障房覆盖范围的建设目标，要以城市常住人口，而不是户籍人口作为测度标准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。无论是深圳还是浙江，为什么他们的保障房比例比较低，因为那里的户籍人口都有房，不需要那么多房。保障房建给谁？这一点应该做一个长期的考虑。

　　最终目标是对什么样的家庭应该进入保障房范围，给予明确的预期，需要对不同收入家庭的收入、现有家庭的住房情况进行一个清晰的摸底。

　　第三，构建合理的制度框架，确立适度居住权的保障制度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要用调控为导向的保障房建设制度转向民生导向的保障房建设制度。98年以来，几乎每次保障房的政策变迁，重大的变迁都发生在商品房的房价高涨的背景下，保障房作为商品房市场调控政策，具有制度和法律规范。保障房应该关注民生的导向，应该转向民生和政府的责任，而不是短期的政策。